所谓“文化反哺”或者说中日文化交流中的“逆向输入”，主要指的是近代以来区别于传统的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单向输出形式而出现的以日本为“中介”大量输入西方文化的一种特殊现象。之所以说它“特殊”，是因为这一新的传输形式中文化主导者的“身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移，昔日的“老师”转而成为了“学生”，而从前的“学生”则占据了“老师”的地位，这种现象在日本被称作是“逆输出”（ぎゃくゆしゅつ）。作为文化上有着相当的同质同构性的近邻，日本在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的现代化进程中无疑承担着相当重要的角色，那么，经由日本而传入中国的诸多“现代”观念在中国自身的现代化进程中究竟起到了怎样的推动作用，它们是加速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还是成为了某种潜在阻碍力量。诸如此类的问题已经逐步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抱着师法日本以图国富民强的目的东渡求学
         严格意义上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应当始于1896年，由于受清政府驻日公使馆的招募，唐宝锷、胡宗瀛等13名中国青年随理事官员吕贤笙东渡日本，并直接入日本的中学就读。此后，由政府公派、地方官费以及自费留学等不同形式的留学日本的活动开始逐步铺展开来。如果说西方的知识体系及文化理念借助于日本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话，那么这个时期陆续留日的学生则成为了其中当然的中介载体。
         当时，几乎所有留学日本的学生都是抱着师法日本以图国富民强的目的而东渡求学的，其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日本接受中国留学生的设想与留学生自身的求学目的之间形成了巨大的错位。由此，“日本”在中国留学生眼里就成了既“可恨”又“可亲”的对象，民族屈辱、国家责任、求知冲动及文化亲和等等情感无不交织在一起，他们唯一的出路只能是知识层面上的全盘接纳与照单收取了——在这一过程中间，留学生们是不太容易清醒地意识到他们所接受的东西中是否已包含了日本改造的诸种成分的。另一方面，日本人对于中国留学生的大批涌入同样抱着一种既备感骄傲又隐隐不安的矛盾心理，他们对于中国留学生的歧视一面有着自身历史中屈辱记忆的反弹，一面也有着尽力使留学生“日本化”的教育导向，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也并不坦明地告诉中国留学生他们的学习内容是早经日本转化过的东西，这也进一步使得留学生们在以日语方式显示出来的西方知识与西方知识的本源意义之间直接划上了等号。比如，汉字形态的“科学”即等于“Science”，“民主”即等于“democracy”，其他基本概念如艺术、文学、思想、机械、宇宙、文化、文明、绝对、伦理、美术、哲学、抽象、客观、主观、否定等等无不如此。而这类在文化建设过程中占据着核心地位的现代术语，携带着其未必全然“现代”的蕴涵顺理成章地进入了汉语系统，并以此构筑起了汉语“言说”的现代话语体系。
  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70%来自日本
        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数量是相当惊人的。据统计，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有70%是从日本输入的，这些名词术语大都是日本人对西方相应语词的翻译，在传入中国以后便在汉语中牢牢扎根。由此，那些“日本化”了的概念，尤其是那些在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的核心观念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确实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
         有学者指出，“中国在晚清被动地卷入全球化进程，一百多年来，中国人逐渐形成了对于‘现代化’的一些特别的理解和想象。由此产生的若干颇具中国特色的意识，至今还很牢固。其中一个，我称之为‘强国之梦’，在这个梦想中，社会整体——‘国家’的强大成为至高无上的目标，其他的一切，从个人自由到生态平衡，都可以先放弃。再一个就是对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在对它的简单化的认识基础上）的过分信赖，有人称之为‘空想市场主义’，它相信只要有了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其他一切都不难获得。由此甚至衍生出这样的说法，为了保证经济上资本主义的顺利发展，可以先将其他的要求——例如民主——暂时推后。”“现代化不仅仅是个如何想象的问题，它还有政治、经济、军事等许多实践的方面。但是，如果从想象这个角度来看，一个社会，尤其是中国这样的‘后发达’社会如何理解‘现代化’，知识分子要负极大的责任。因为他们不但提供基本的想象模式，同时还提供大量支持这想象的概念和理论，比如个人、国家、阶级、自由、民主、爱情、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这些新的概念和理论一旦通过教育之类的途径深入人心，那就会从根本上引导和改变人们对生活经验的理解，加固他们对‘现代化’的信念。” 
         正是因为日语和汉语在某种程度上的同一性，才使得中国人借助于日本学者所创制的这些全新的概念迅速打开了认识和接受西方先进文化的缺口，所以，在看待中日文化交流的“逆向输入”问题时，我们确实无法单纯地只是强调其负面的影响。认同、接受日本文学的立足点是中国文学发展的现实需要，它使认同、接受一方面从未游离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一定程度地加速了中国文学新旧转型与现代性的生长；另一方面又使认同、接受过程在一定意义上讲毫无余裕可言，作家们在急功近利心理作用下，未能全面而深入地开掘出日本文学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多重可能性意义。晚清乃至1930年代，“日本化”了的西方思想对于中国的影响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所以，应当从文化接受的不同心理、对待传统文化的不同态度、日本学界自身的境况以及“自我”与“他者”的距离感的缺失等等方面作深入而具体的分析。
  中国近代新术语也是中、日、西三种语汇系统互动的产物
        文化因素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积累和沉淀的过程，任何一个人，无论其国籍是日本还是中国，在他努力地使自己步入“现代”的同时，“传统”的力量总是会以各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束缚和限制着他的脚步，他对于全新范畴的感知和理解也总是会促使他首先从他已知的知识系统中去寻找最为切近的言说形式，晚清时代的中国学者和明治前后的日本学者对于西方“新概念”的翻译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比如“经济学（economy）”一词，中国学者就曾音译为“爱康诺米”，因为音译无法明晓其义，才将其意译为“计学”、“平准学”、“生计学”、“资生学”、“理财学”、“财学”等等，而在日本，该词也曾经历了“治国之道”、“国宝学”、“理国宝之事”、“理财学”、“财学”、“治国之法”等等译语，最后被定为“经济”、“经济学”的。这种现象一方面表明学者们首先注意的是某一语汇同自身所处的现实生存境遇中某种现象（或事实）的对应关系，另一方面也说明社会语言实践自身有着一种自然的选择与淘汰功能（如“普罗列塔尼亚”、“绍介”、“运命”等语汇就已被逐步淘汰）。在大量“日式汉字术语”中，其意义指涉携带着的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既有的蕴涵，如艺术、文学、思想、机械、宇宙、文化、文明、绝对、伦理本就出自于汉语；而作用（action）、意识（conciouaneess）、平等（equality）、观念（idea）、未来（future）、过去（past）、现在（present）等等语词则主要是来自汉译佛典，这些语汇的“现代内涵”大都是其“传统意蕴”的衍生物。即使那些被创制出来的新词如科学、美术、哲学、抽象、客观、主观、否定等，也多是翻译者历经琢磨，选择了汉语中与西语意义更为切近的汉字组合而成的，日本人西周造“哲学”二字就充分考虑到了该词的希腊语词根“Philosophia”一语中“爱智”的本意，而选取了富含“明达、智慧”之意的“哲”与代表“知识”的“学”组合而成的。
         再从中国人对于日译“新概念”的接受来看，人们的接受也并非全然是毫无保留的。“科学（Science）”一语，中译初为“格致”，梁启超1896年著《变法通议》首用“科学”一词，1898年康有为《戊戌奏稿》中也采用“科学”一说，但至“五四”，多数报章仍袭用“赛因斯（思）”（或人格化地简称“赛先生”）的音译，或者“科学”与“赛因斯（思）”夹杂并用。再如同是对“科学”一词表示了首肯的康有为和梁启超，在对待其他“新术语”时却又有了截然迥异的态度，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流亡日本，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起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但对于康有为的保皇策略，这些留学生多数都很难认同，在梁启超主持的东京大同高等学校，时任学校主事之一的麦孟华就曾同留学生们谈到：“康先生要求极严，决不准我们的议论或作文中出现任何‘独立’、‘平等’、‘自主’等字样，尤其厌恶‘自由’二字，一经发现，便严加呵责，追究不已。”这件事甚至导致梁启超不得不把《饮冰室自由书》中的“自由”二字统改为“自立”才勉强获得了康有为的认可，留学生冯懋龙出于对康有为的专制作风的不满，愤而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冯自由。更令人不解的是，曾经大力倡导习东洋之学的张之洞在遭遇到来自日语的新名词时居然表示了极度的反感，在他所审阅的公文中，“凡奏疏公牍有用新名词者，辄以笔抹之，且书其上曰：‘日本名词！’后悟‘名词’两字即新名词，乃改称‘日本土话’。”如此情形更暴露了中国人在接受这类“现代语汇”（“现代意识”）之时的真正态度和某种隐在的心理。
               无论是反思还是肯定日译“外来术语”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巨大影响，对现代化本身都将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基本前提就是，所谓“现代化”，也许更意味着首先是对于自身民族“传统”及其真正的“现代转型”的深刻反思。
（作者简介：黄云霞，集美大学博士；贺昌盛，厦门大学副教授。）